【前言】
毛主席和李达不光是老乡，而且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开创者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。在漫长的革命路上，他俩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，感情特别深厚。
【毛主席与李达相识，开始长期交往】
李达生在那个不太平的时代，自己亲眼看到了好多事儿，再加上爱国运动对他影响挺大，他打小就在心里立下了要救国救民的大志向。
1909年，19岁的李达成功进入了京师高级师范学校，他打定主意要靠教育这条路，提升大家的文化，叫醒还在沉睡的老百姓，让咱们民族重新振作起来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那时候很多人脑袋里还是装满了封建老一套和落后的想法，想通过教育来救国家，这条路真是难走得很，希望小得像针尖一样。
但李达并未因此气馁，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，他受到孙中山“大力发展实业，让国家富强、人民富裕”理念的鼓舞，两次前往日本深造，主修自然科学。那时候，他特别刻苦，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，要是民族不独立，“实业救国”这条路也很难走得通。
碰到这种情形，李达又一次感到困惑和难受，但没多久，他就瞧见了曙光。当听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，李达立马着手深入琢磨起俄国的那场社会大革命来。
那段时间，他全身心投入推广马克思主义，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信念和目标。同时，他还着手创立中国共产党，并且一直为了党的事业不懈努力，留下了辉煌的足迹。
1920年那会儿，李达从日本回到了上海，就想找些跟他一样爱国的年轻人。结果他还真碰到了俩特别重要的人，一个是陈独秀，另一个就是王会悟。
今天天气挺好，阳光明媚，李达心情挺激动地去见了陈独秀。那时候，陈独秀正琢磨着怎么发起和组织中国共产党呢。虽然是头一回见面，但他俩聊得特别投缘，在很多革命问题上，想法和看法都撞到一块儿了，完全一致。
陈独秀对李达也是赞不绝口，他不仅对李达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感到惊讶，还夸他是个有潜力的社会学新星。基于这些，陈独秀真心实意地邀请李达一起成为共产党的创始人，李达听了后，爽快地答应了。
为了让工作和沟通更顺手，陈独秀安排李达住进了《新青年》杂志社。就这样，他们八个人在1920年8月一起搞起了上海共产党的早期小组，陈独秀是头儿，也就是书记。
那时候，李达以日本留学生理事的头衔，加入了上海博文女校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团队，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碰到了在女联担任文秘的王会悟。
相处一段时间后，两人慢慢喜欢上了对方。在陈独秀妻子的张罗下，他们在《新青年》杂志的办公地儿，简单办了个婚礼。好多朋友都送来了真挚的祝福。
1920年11月份，上海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开始出了一份叫《共产党》的月刊，这是咱党的头一份党刊。李达因为懂马列主义理论，又有好多编辑的经验，就被选为了主编。那时候，为了能让这月刊继续出下去，李达可没少费心。他常给商务印书馆写文章，然后把挣来的稿费全都用在了办刊上。
另外，为了省钱，还有为了减少租房的花费，李达打算自己一个人搞定从写文章到出版的事情，他还把月刊的编辑部搬到了自己家里。他卖力地干，最后《共产党》月刊成功在全国发行。毛主席也因此夸他是“理论界的猛人”，就像鲁迅一样。
1921年6月份，国际共产主义的代表抵达了上海，他们找到了管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。这些代表提议，要赶紧开个大会，好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。
陈独秀和李大钊点头后，李达他们就动手了，给北京、长沙、武汉、济南、广州，还有在日本的党组织都发了信。信里头说了，让这几个地方都派两个人来上海，参加党的全国大会。
7月23号晚上，中共一大在上海成功拉开帷幕，那会儿李达和毛泽东也头一回见了面，后来他们长时间一起工作，感情变得特别深。
1922年那会儿，毛主席请李达回到长沙，让他当上了湖南自修大学的校长。这所大学啊，主要是传播马列主义，培养革命干部的。李达呢，不光是管学校的事儿，他还自己动手编教材，给学生们上课。那时候，他就住在长沙清水塘，和毛主席一家子在一块儿。
1923年那会儿，李达离开了中国共产党，后来就到了湖南大学当上了教授，他主要给学生们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工作特别努力认真，一门心思扑在培养有才华的年轻人上。
1927年那会儿，李达接到了毛主席的诚邀，就奔广州去了，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起了老师。后来，他又在全国各地到处跑，主讲唯物主义哲学。忙里偷闲的时候，他也不闲着，一个劲儿地写书，结果就写出了《辩证法唯物论教程》、《经济学大纲》还有《社会学大纲》这三本大作。
红军走完长征到达陕北后，李达找人把他刚出的哲学书全给老朋友毛泽东送了过去。毛泽东收到书，心里头那个美呀，不光给李达回了封信夸他，还说这是“咱们中国人自个儿写的第一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”。
1939年的时候，李达跑到重庆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。那会儿，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专门派了他的一名学生过去，想问问李达愿不愿意来延安。李达一听这消息，心里头那个美啊，立马就答应了下来：“只要有口饭吃，我哪都愿意去。”
李达压根儿没想到，后来因为一系列的事儿，他没能去成。到了1939年，他就离开了重庆。得知这事儿的来龙去脉后，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挺遗憾的，心里盼着以后还能再见到他。
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不断赢得战斗后，1948年，毛主席在西柏坡给当时在湖南大学法学院教书的李达写了封亲笔信。信里这样写着：
我哥是咱们公司最早的几个创办人之一，现在公司生意特别好，赶紧过来一起帮忙管管吧。
李达收到信后，心里头那个高兴啊，一下子就懂了毛主席的心思。这么一来，他们俩好多年没见了，这回终于又能见上面了。
【毛主席邀李达长谈：这20年你是怎么过来的】
1949年5月份，李达刚到北平没几天，也就是第三天吧，中共中央办公厅就给他打了电话，说毛主席想请他到香山的家里做客，好好聊聊。李达一听，下午饭早早就解决了，大概七点钟的时候，一辆小车慢慢悠悠开到了北京饭店门口，没一会儿功夫，就停在了“双清别墅”前头。
那时候，毛主席心里头那个高兴啊，早早就站在门口盼着呢。一看李达从车上下来，他赶紧迎上去，伸出手就握，满脸笑意地说：“鹤鸣兄，这一晃就是好多年没见了，你最近咋样啊？”
听到毛主席的关怀，李达心里头热乎乎的，他咧嘴一笑说：“润之，你还是像以前那样，热心肠，充满激情，浑身都是正能量啊。”
这时候，毛主席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就随口念起了自己刚写的一首诗：“鹤鸣兄，你瞅瞅，现在是‘钟山那边风雨来得猛，百万大军浩浩荡荡过大江，这虎踞龙盘的地方现在比过去还强，天地都变了样，心里头那个痛快啊'！咱们现在可是占了个好地界儿，你说我能不高兴嘛？”
于是，他俩边走边聊，肩靠着肩走进了毛主席既是书房也是卧室的地方。一坐下来，毛主席就接着说道：“鹤鸣兄，算算时间，咱们这一晃就分开了二十多年。这二十多年里，你是怎么过的啊？”
李达听完之后，长长地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润之啊，过去的事儿真不想提，说起来太复杂了。从武汉分别后，我回长沙弄了个国民党湖南省党校，结果还没开张呢，就被敌人给盯上了，没办法只能回老家。之后我又跑到上海、北平这些地方教书，可不管到哪儿，都有人盯着，真是烦人。”
这时，毛主席轻声问起：“你和会悟，是不是就在那个时候分别的？”
李达应了一声，随后好奇地问起了毛主席的过往经历。毛主席爽朗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哪有什么了不起的经历啊。”
聊起自己的过往，毛主席总是说得轻轻松松，不知不觉间，两人已经侃侃而谈了好久，但毛主席似乎还兴致勃勃。不过，李达经过这些天的长途跋涉，实在是撑不住了。见状，毛主席笑着对李达说：“鹤鸣兄，看你累的，天都这么晚了，你就别客气了，直接上我床上歇会儿吧。”
李达听完，赶紧摆手拒绝：“润之，我要是睡你床上，那你可咋整啊？”
毛主席接着讲：“我呢，现在养成习惯了，这不，刚一到岗就开始工作了。”
这时候，李达心里猛地一哆嗦，然后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：“哎呦，你看我这脑子，居然把你的习惯给扔到九霄云外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到时候你可别埋怨我直接往主席床上躺了。”
听到他这么说，毛主席咧嘴一笑：“别搞那么多条条框框，咱们就跟在自修大学那会儿一样，自在点儿，别太拘束了。”
就这样，李达聊着聊着就慢慢陷入了梦乡，而毛主席呢，他还是接着干自己的活儿。
【李达成毛主席例外，随时可以来见】
1949年12月头几天，毛主席又叫上了李达，一块到中南海聊天。聊着聊着，李达就认真地跟毛主席说，他想再次加入共产党。那时候，刘少奇这些老朋友也都在旁边。其实啊，毛主席心里早就有数了，知道李达会有这个想法。
鹤鸣老兄，你早些年离开了党组织，不论啥理由，那确实不妥当，对咱们来说是个大遗憾。但话说回来，过去的事儿咱也没法改变了，重要的是往后怎么走。你能现在认识到自己那时候的错，也挺好。说到这儿，毛泽东瞅瞅在座的大家，接着说：“鹤鸣老兄，你这个人我是清楚的，你对马克思主义、布尔什维克主义那是深信不疑，这我们都知道。你刚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那会儿，功劳可不小；建党的时候，你也出了大力气。你一直在钻研、宣传马克思主义，这真的很厉害。我在延安时，还读过你翻译的《辩证法唯物论教程》和你的大作《社会学大纲》，对我帮助可大了！特别是你跟湖南地下党一起，让湖南和平解放，这可是积了大德了。党心里是有数的，人民也不会轻易忘掉你的这些贡献。”
毛主席的那番话，给李达下了个既简洁又中肯的定论。李达一听，眼眶立马就湿润了。毛主席瞧见他这样，接着又说：
鹤鸣啊，我知道你以前的那些事儿，我支持你再次加入党组织。我打算跟党中央提议，你的入党事儿就直接让中央来办，省掉那个候补期。不过啊，正规程序咱们还是得走完。今天在场的几位，都是你的湖南老乡，跟你都挺熟的，咱们一块儿帮你一把。少奇呢，就当你的入党介绍人了。我，还有李维汉，对你那会儿的情况最清楚，我们俩来当你的历史证明人，大家伙儿觉得这样可以不？
刘少奇等人一致点头同意，于是，李达再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，继续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福祉出力。
1956年那会儿，毛主席去了武汉开始工作。湖北省委呢，就派了个人到毛主席身边帮忙，这人叫梅白，当时他是省委副秘书长，还兼着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。另外，毛主席也知道，武汉大学那时的校长是李达。
碰到这种情况，毛主席一见梅白就专门跟他说：“小梅啊，你能来我身边帮忙，我真是打心底里高兴。不过呢，我得先跟你说明白，以后只要我到武汉，有个人，除了白天去厕所那会儿，其他时间随时都能来找我。”
尽管梅白心里头已经猜到了毛主席指的是谁，但他还是想再确认一下，于是就直接问了：“主席，您说的那个人，是不是武汉大学的校长，李达同志啊？”
毛主席听完之后，微微颔首说道：“没错，他是中共一大的代表，还是那次大会的筹备和组织者。我没喊他李达同志，我喊他鹤鸣兄，他则叫我润之，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特别叫法。”
第二天，李达接到毛主席的邀请，就去了东湖宾馆想跟他见个面。不过那时候的李达，可能是还不太适应，连着好几次都只叫了声“毛主”，就是没法把后面的“席”字给说出来。
毛主席看到后，笑着拉过他的手说：“鹤鸣兄，你就别给自己找别扭了。你总是这么较真干啥，还记得你当咱们党第一任宣传主任那会儿，我有叫过你主任吗？没有吧，咱们还是像以前那样随便称呼就好。”
两人坐定后，毛主席就跟李达聊起了大革命失败后，他们在武汉分别时说过的一些话。这时，李达心里挺不是滋味地说：“润之，我没能跟你们一起上井冈山，也没参加红军长征，这真的是我一辈子的遗憾。”
这时候，毛主席摆摆手：“鹤鸣兄，你咋又扯上这事儿啦？记得咱俩在北京香山那晚聊到天亮，不是都已经说清楚了吗？你豁出命去传播马克思主义，真的很不容易……”
李达听完之后，心里头暖洋洋的。他俩一边聊着，一边还互相打趣，不知不觉一个下午就这么溜走了。
另外，毛主席和李达在哲学上也常有交流。等到新中国成立后，毛主席更加重视向广大干部群众，特别是青年学生，普及通俗易懂的唯物论，好让他们提升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。所以，毛主席经常会给李达写信，盼着他能多写几篇文章。
李达确实没让毛主席失望，他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。他不仅忙着写书、编小册子，还特别支持报刊上的理论传播。给报刊写稿子时，他都很贴心地按照报刊的需求来，尽量不写得太长太复杂。
毛主席对李达十分看重，李达呢，也特别敬重毛主席。他俩从年轻时就认识了，在长期的共同工作和相处里，结下了很深的交情。这份交情，真的很让人感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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